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滞后的北京排水网资金并非掣肘

发布时间:2020-01-14 15:45:36 阅读: 来源:柱塞阀厂家

当务之急是认清城市水患的风险分布特性与演变趋向,明确责任,整合和统筹力量,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

7 月21日,天幕扯开了一道巨大的裂口,暴雨让北京这座现代化大都市在半天的时间里即变成了“泽国”,截至《财经国家周刊》发稿时公布的数字,北京这场大暴雨造成77人死亡,经济损失近百亿元。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调查得知,目前,北京市仅有天安门广场和奥林匹克公共区的排水管线达到5年一遇雨水的标准,即满足56毫米/小时的降雨量;城六区普遍为1年一遇,个别区域按照3年一遇的标准建设,即可以经受36毫米/小时至45毫米/小时的降雨量。

近几年,北京最大降雨量已经达到70毫米/小时,远高于设计标准,这也是北京市近年来几次极端降雨,造成排水系统几近失效的主要原因。

北京的地下管网怎么了?

低标准理念

“这场大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设计标准。”“7 21”特大暴雨过后,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潘安君表示,“北京的排水设施是针对"经济可行、科学合理"的原则建设的。”事实上,在我国城市中,北京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并不低。查询住建部2011年发布的《室外排水设计规范》,其对“重现期”的规定是一般地区应采用1-3年,重要干道、重要地区或短期积水即能引起较严重后果的地区为3-5年,特别重要地区可采用10年或以上的标准。

“重现期”为水文概念,即雨水管道的设计是以多少年一遇的暴雨流量为根据。据了解,这一规范共经过了1987年、1997年、2006年和2011年四个版本。2006年的版本要求一般地区重现期下限由0.5年提高到1年;而在更早版本中,重现期为0.5年,甚至还有0.25年、0.33年,制订之初允许道路上存在积水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水科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王浩介绍说,新中国成立后,受制于资金等因素,基础市政的建设标准普遍较低,当时不仅在北京,全国范围内也都缺乏修建经验,只能采用当时的设计理念和技术理论,基本是能省则省、越省越好,满足当时的需求就行,而不是像国外重视安全性和长远性。

类似的观念也在路桥建设上有所体现。业内人士举例说,下凹式立交桥只需要300米长,配上雨水泵站的全部成本不到500万元。如果让水自然流入河道,需采取上跃式方案,考虑到驾驶方便,还需要建得平缓,这样,桥长至少需要1公里,但成本大概需要上千万元。

逢雨必淹的莲花桥地区,原本就是河网的一部分,在这种情况下又挖了下沉式的桥,每次雨水来袭后,顺着雨篦子流到桥下的蓄水池内,经杂物过滤后,被抽升到附近的河道里。

经过几十年的改造升级,北京市的排水系统标准已经达到国标,但雨量大时,还会出现大量积水排不出去的问题。北京市水利学会高级工程师李裕宏介绍说,即使配备泵站加以引导,应付能力也存在局限,大部分泵站的标准是2到3年一遇,如果降雨大于排水标准,积水超过了泵站的高度,电力设备可能被淹,水泵被迫关闭,桥下的积水还是难以处理。

因此,每当暴雨来临,众多下凹式立交桥变成了恐怖的大池塘,2004年领衔是机场高速的“咽喉”迎宾桥、2007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北三环主路安华桥、2012年引发聚焦的则是二环内的主干道广渠门桥。

据目击者描述,7月21日晚,广渠门桥周边多个井盖被顶开,水从下水井喷涌而出,这意味着护城河在倒灌,流回路面并迅速聚集于该区域的最低点广渠门的铁路桥下,仅半个小时的时间,即成一片汪洋。约4米深的积水很快将多辆小汽车吞没,1人付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史培军将水患的原因归咎于,规划没有考虑到大城市布局、与自然地理格局没有协调好。经过几场大雨的验证,积水严重处都是改变了原有的水系网。如果在城市系统规划上缺乏整体考虑,并不能根治城市水患。

快速扩张的后果

部分专家和学者认为,在汛期频繁遭遇内涝的问题上,北京同样不能回避空间扩张、硬覆盖加剧、人口膨胀等城市化建设的通病。

以北京的四环路为例,2001年建成时两侧一片荒凉,蜂拥而上的土地开发在管网的设计和建造方面,很少会考虑其上下游及整体连接;同时,现有排水设施标准滞后于道路建设规模或完全依赖周边县管、乡管的中小河道,致使道路下游无排水出路。

2007年汛期,北三环安华桥两度被淹,是由于桥区西北角附近多年施工产生的泥浆,将排水管道基本堵死,导致附近的雨水不能从地下排走,从而形成地面径流;同时,桥区周边的大型楼体致使雨水不能自然渗透地表,而是从硬化地面一直流到低洼处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介绍,现在北京超过80%的路面被混凝土、沥青等不透水材料覆盖,雨水无法渗透到土壤里,只能通过管网排走,进排速度不成比例,即会形成大面积滞涝。

“专用排水管线很难得到保证,这也是一个问题。”一位业内人士透露,近几年,北京兴建许多楼层高、体积大的建筑,使雨水的汇聚呈自然增多的状态,他们在日常检查中发现,有的楼盘未按标准新建排水设施、或是排水管线太细无法对接市政排水管,导致雨水只能引到路面的排水管线,致使附近桥区汇水面积增大。

“7 21”暴雨中,同是积水重灾区的立水桥南亦属此类情况,众多高楼大厦前停靠的小轿车浸泡在水中无法行驶,有的干脆变成了“潜水艇”四处漂移。“这一带楼宇林立、人员密集,早已经城市化了,可还是按照城郊农村的状况进行排水设计。”

有排水人员表示,若对下水道进行责权划分的话,城市道路下面的都归市政负责,商业楼宇、居民社区内的应由开发商建设、物业部门维护。

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授李海燕曾做过调查,北京市约一半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沉积物的厚度占管道直径的10%至50%。在外来人口集中的城中村和棚户区中,不少排水口被包装废纸、烟头杂物堵塞的现象极为严重,有些井中的杂物和井篦子形成了平面,排疏功能基本作废。

除此之外,北京交通建设大范围启动,施工挖掘的基坑、开挖的竖井日益增多,这些破土建设不仅容易破坏原有的排水系统,有不少都是穿越或者临近行洪河道,极易形成新的积水点,给汛期带来不小的隐患。一旦出现问题,整个城区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。

反观二环内老城区的管网,尽管不少地方连一年一遇的标准都达不到,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清年代,但却鲜见积水现象。北京排水集团管网部副部长田志勇介绍说,滞水或许有,但难见积水有其历史原因,当初的管网铺设和城市建设几乎同步进行。北京二环路内最初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建设,“那时基本上是整块儿的荒地,在上面直接进行整体规划,不涉及拆迁等多重因素,效果肯定要比之后分期规划和补丁式改造好很多。”

北京市水务局排水处副处长熊建新则表示,目前明清时代遗留的旧沟约有近百公里长,主要分布在地面格局变化不大的皇城根周围,对他们的改造以明渠改暗沟或加上盖板为多,尽管有些设施属于古董级别,但是并不妨碍排水。

据调查,故宫、天坛、正阳门等多数古建筑,都在地面留有了不同式样的泄水口,但在地下的管网却是别有一番洞天。在排涝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护城河,管道大小有10多米宽、3米多高,可以并排开汽车,但是这类管道在北京其他地方几乎找寻不到。

“此外,一些位于老城区的胡同受到新建筑群的夹击,旧有管网压力顿时增大,加剧了渗漏的可能,却想修不能修,只能发现一处补一处。”熊建新说。

资金并非掣肘

北京市水务局的多位领导坦承,北京在城市建设过程中,总体标准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,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大城市、世界级城市相比,还存在差距,特别是近几年的洪涝暴露出基础设施存在的欠账,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。

差距不仅体现在观念上、资金上,更体现在运行机制上和管理手段上。王浩院士分析:“从少积一点水到完全不积水,资金投入呈几何倍数增长,也是颇为费时费力的工作。目前我们的城市路网规划及功能结构早已定型,如果想追赶国外发达国家的水平,相关的投资不啻于天文数字。”

据了解,受到地下有害气体的侵扰、液体介质的腐蚀以及地面压力加剧,以往采用的混凝土管,不到50年便会出现破裂和损坏的情况。如果管道仅是进行查看、清淤、冲洗等基本维护,每公里的费用在6万元以上,而现有的8000多公里管网年维护费用就有5亿多元。即使不涉及拆迁等客观因素,如果对管网采取改造和新建的方式,一公里的成本就上升到十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。

也有专家认为,北京的财力还算雄厚,目前限制排水设施发展的并非资金压力,而是在城市发展进程中,地下空间更多的留给了电力、通信等直接关系到GDP的公共设施,像下水道这种花钱多、短期内难以见效的工程,留有的空间太少太小。

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环境与市政所副所长佟庆远表示,当前排水管网研究和工程的最大掣肘在于,管网信息化不够系统,影响信息的有效共享和使用。

作为排水管网系统的行业管理部门北京市水务局,在2004年5月刚刚成立,他们并不负责工程的开发,而先前的业务领域完全集中在江湖河道及农村水利工事上。

2010年初,北京市发布消息称,将对全市排水管网进行普查,一份数据详尽的空间数据库将在10月完成。不过由于种种原因,这项工作并未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表。

位于北京市西四环和西五环之间的田村路上,有一处400米长的低洼路段,先后坐落着101铁路桥和3米高的下沉式京门铁路桥,从2006年起,这里每年汛期都会积水断路。今年7月21日,工人们连续工作了15个小时才把水抽干。记者了解到,该地区属于城乡结合部,自2006年以来,各部门各管一摊、交叉作业,而不是共同经营或规划某一项内容,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。 “城市防洪是一个复杂系统,但目前缺少统一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。”王浩院士认为,城市快速发展使地下空间不断被占据,难于满足排水系统升级;排水管网建设还分属在市政、排水、环保、电力、通讯等不同部门,没有统一协调的机构统一规划、建设,当务之急是认清城市水患的风险分布特性与演变趋向,明确责任,整合力量。”

李裕宏则建议相关部门着手制作电子数值模型,将“7 21”暴雨的中心移植到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北京市城中心,运算城中心排水系统的承受度,河道水位,预测会出现的灾情程度。在此科学运算基础上全面调整改造排水系统,做好城市应急预案。

王浩院士、北京市气象局总工程师兼首席预报员孙继松呼吁,中国应借鉴国外防城市内涝法律的立法经验,制定城市排涝标准,引导和协调各建设单位的规划、设计和施工。记者 赖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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