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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资讯】政策资金托市冲高万点最佳机遇到来

发布时间:2020-10-17 02:02:24 阅读: 来源:柱塞阀厂家

政策资金托市 冲高万点最佳机遇到来

中国股市多年来的“熊霸全球”和长久低迷,与整体性的中国经济基本面严重脱节,尽管近日出现多年未见的上涨趋势,但也不过从2000点上下升至2200点而已,离我们所期望的万点规模相距甚远,这对政策入市的资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,不仅能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,而且可以一揽子解决外汇储备的投资、国有资本的运筹和养老保险的增长等一系列深层次难题,取得更广泛的深层改革红利。  让我们先从历史回顾入手,探索金融资本推动产业加速创新升级之路。

金融资本  推动三次技术创新潮 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,出现过3次技术创新潮,从第一波的海归人才梦,到第二波的二板投资热,目前处于产业升级的第三波,全球资源和资本在向中国聚合,中国后发优势的弯道超车将在这里最后冲刺。  1、1992年至1996年的第一波是海归人才梦。  1992年,我们在青少年基金会设立扶助海归人才回国创新的展望计划,与国家科委及国家外专局合作,开始研究和推进中国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。  从1992年到1996年,我们在全球巡讲,带回了各行各业的海归代表团,并首开了互联网概念和风险投资模式进入中国的先河。  但是,这时的大陆海归人才还十分稚嫩,而在当时,“南巡讲话”引发的中国经济过热又被迅速打压,第一波的技术创新成为了一场海归人才梦,很快就开始降温退潮。  2、2000年至2004年的第二波是二板投资热。  21世纪之交,全球网络热与股市热催生了中国的第二波技术创新潮,这是一次以二板股市为动力,以国内外资本投资为内容的风险投资潮。  从2000年到2004年,迎合当潮、恰逢其会,我们靠管理咨询敲开投资大门,在各行各业为不同层次的风险投资商服务,探索技术创新的市场落地与股市升天之路。  但是,这时的中国经济处于传统制造业进军全球市场的历史时期,技术创新与产业脱节,加上二板股市迟迟不开,而毫无经验的风险投资又急功近利,遍地开花的投资项目被大浪淘沙,除了很少一部分优质企业熬过了冬天,这一波技术创新没有形成大气候。  3、2009年至2014年的第三波是产业升级浪潮。 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,一是大批世界第一的传统产业迫切需要技术创新,二是全球高端人才因经济危机而开始拥入中国,三是全球股市与投资者追捧中国的创新升级概念。于是,中国的第三波技术升级正在与产业升级贴近并合流。  从2009年到2014年,中国的技术创新在传统企业、地方政府、海归人才和投资基金四类主体推动下,在各行各业迅速铺开。  但是,不管是传统产业的升级,还是新兴产业的培育,以及高端服务的运作,或是互联网业的创新,也包括以“互联网模式”开展的传统产业的革命化改造等,都必须借助于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强力助推甚至疯狂催动。  台湾地区股市催动  其高科技产业成长  在全球产业升级史上,最与中国大陆情形相近且最能给予我们重要启示的,是台湾地区的股市历程。  台湾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兴盛于1960年代到1970年代,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为特色。到了1980年代中期,台湾地区已连续30年左右平均增长率超过9%,出现外汇储备骤增,从1981年的14亿美元增长到1985年的106亿美元、1986年的157亿美元,货币发行暴涨,1985年、1986年台湾地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分别高达51%、37%,比今天的大陆还高,等等等等,均与今日大陆如出一辙、高度相似。  1987年,台币大幅度增值,台湾地区制造业困境丛生,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任务提上日程。因此,台湾地区1990年冲刺并解决其发展困境的经验,也就特别值得我们关注。  台湾地区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有三大经验,一是新竹园区的政策扶植经验,二是政府直接参与运作的海归人才运筹,三是风险投资与股市飙升的资本支撑其中,前两项我们已大大超越了当年的台湾地区,而第三项我们却距之千里。  1985年以前,台湾地区股市曾长期处于极低水平,到1985年7月开始出现强劲异动,两年稍多的时间,从636点涨到1987年10月1日的4673点,上涨6倍多。特别是,从1990年起到2001年止,台湾地区股市曾先后3次冲高到万点规模。  第一次冲高是1990年初的12682点,紧跟着,在海湾战争的阴云笼罩下掉头下降,跌至2400多点,跌幅达令人咋舌的80%以上,完成了全球罕见的一次超级股市过山车。这次暴增的原因,是大量顺差带来的台币大幅升值,热钱大量涌入而货币发行量剧增等原因。  1997年,第二次冲高万点时,股市中IT业等新技术产业开始逐步增加,从过去的不足10%升到占比26.7%,到1998年时达30%略多。后来,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,台湾地区股指大挫39%,高于泰国的36%、日本的32%。  第三次2000年冲高万点时,新技术产业在股市的比重出现迅速增加态势,2000年达到56%,2001年达到历史最高的65%,以后略有回落,也保持在50%稍强。统计表明,2000年后台湾地区股市一年新上市电子企业数最多达近120家,而在日常交易中,台湾地区电子类股占大盘成交比重达到60%甚至70%以上,是常见的现象。这充分表明股市对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催动作用。  更有借鉴意义的是,台湾地区股市的发展周期正好相差20年,1985年台指仅746点,而这时的台湾地区股市已成立达24年;2005年的上证指数最低为998点,巧合的也是上海证交所成立24年。1986年台湾地区股指首次越过1000点,此后又在不到9个月里跃上2000点,紧接着又接连突破3000点、4000点。到1987年10月,美国华尔街引发了全球股灾,台指重挫51%,最低探下2298点;与此相类,2006年底上证指数突破2000点,此后不仅突破3000点、4000点,甚至达到了5000点、6000点。上证指数则于2007年10月达到6124点最高点后,也因华尔街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而重挫,最低见底到1664点,跌去约73%。这就是说,中国股市的第二波与第三波冲刺,应该以沪指万点为目标。  可尝试三大托市对策  中国股市运行20多年来,一直处于长期低迷的状态,其间偶尔出现过几次牛市,而在2007年10月6124点的大牛市之后,中国股市已经陷入持续达7年之久的大熊市。  当前,中国股市的信心极其低迷,如何振兴中国股市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重要议题。围绕股市低迷的原因和提振的对策,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思路:  技术派认为企业微观基础不牢,要运用技术性制度规范和技术性严格监管,再造中国上市公司的能力基础,才能重塑投资者与投资资本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信任。  体制派认为,股市的中观机制不灵,要通过开放上市通道和淘汰下市机制,优化我们的上市公司,才能重构企业对中国股市融资的信誉。  政策派认为周期性宏观大势与股市信心完全逆反,必须运用强势性的刺激政策拉动内外资金入市,才能重建股民对中国股市投资的信心。  在这里,涉及对我国股市体制转型时机的两极争论:技术派认为应该先建微观基础,有了企业的基本素质与竞争能力才能全面放开股市;体制派认为放开股市与加强监管,可以靠体制与机制优化上市公司;政策派认为在股市低迷期改革股市体制是雪上加霜,必须先有牛市再来推进改革,才能使改革与发展同步。  我们是坚定不移的政策派,主张政府更加有为,积极干预并刺激股市,推动第二波与第三波的股市大潮。  中国大陆股市的特征与台湾地区相似,散户投资占据重要比例,巨额的居民存款需要进行股市心理的政策引导,而政府托市则是最极端的心理刺激。为此, 我们认为有三大托市对策需要尝试:  1、动用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,委托不同基金投资上市公司海外投资项目的增发,并探索这种特殊B股与A股的并轨。  2、推动大型国有企业整体上市,并设立国有股资本运作的投资主体,把国有股利润分红和倾斜性政策投入,转化为股市增发投入,并投入民营上市公司,推进混合所有制。  3、借力事业单位与企业的养老保险并轨,试行美国的401K计划,将年金推入个人化管理和股市化运筹的体制,并对企业进行所得税返还优惠,加大企业年金的总量聚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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